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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與佛經的美好相遇:明代絲綢經面賞析

2019-06-18 21:40 來源?:?典藏-古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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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現存明代經面錦,至少還可以整理出近千種不同的圖案,這份寶貴遺產,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可以作為研究明代絲織物花紋的基礎,也是進而研究宋元絲織物花紋的門徑。

——沈從文《明錦》

絲綢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創造發明之一,自從原始社會的先民們開始栽桑、養蠶,并利用蠶絲織綢起,在它走過的5000年歲月歷程中,絲綢一直與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密不可分。正因為此,中國的佛教徒們也選擇用華貴的絲綢來表達他們的虔誠,在《洛陽伽藍記》等文獻中,可以看到善男信女不惜工本,以刺繡佛像做功德的記載。很多能保存到今天的精美絲綢,特別是那些早期的,也多與佛教活動有關,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敦煌藏經洞。封存在洞中的唐代佛經手卷,很多都以絲帶為系,以織錦、夾纈或手繪絲綢為帙(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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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經帙,唐,大英博物館藏

這樣的傳統一直保留了下來,歷代不息,特別是到了明代,整個國家對佛教的熱情似乎更勝從前,當時手抄本佛經已逐步被印刷品所代替,佛經印制的數量遠超以往。永樂皇帝在位期間,曾先后敕令雕印《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兩版大藏經。到了萬歷時期,萬歷皇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篤信佛教,曾耗費巨資重印續刻《永樂北藏》,頒賜給全國各大寺廟,并在原《永樂北藏》的6361卷基礎上增加了410卷經書,于萬歷十二年(1584)刻竣《續入藏經》。隨后,大藏經被大量印刷,并以御賜的方式頒行各大名山叢林,或應乞請由寺廟迎奉。

經面的制作

明代印制的佛經多采用經折裝,當合攏時,從外觀看就是一本書的樣子,但仍被稱為“卷”,每十卷經書裝在一個套子里,稱為“函”。從大量的傳世實物來看,這些佛經的封面、封底和函套多用紡織品制成,其中封面和封底的制作方法相似。在制作時,首先將裁好的織物正面朝下放置,上置內襯用厚紙,織物每邊比厚紙寬約1厘米,折入后黏合在厚紙上;然后將經書正面朝下,將首頁最外的空白部分黏合在厚紙上,其重疊黏合處的尺寸不定,由所留空白部分的大小決定;最后,在最上方再粘一層白紙,其材料與經書用紙相同,尺寸較經面最外緣每邊窄約1至2毫米。如果是作經面用,則還需要在裱好的織物正面中軸線位置、距最上方邊緣約5至8毫米處先貼一長約3至4厘米、寬約18至24厘米的白紙作托,紙上再貼一題簽,其大小較托紙每邊窄約1毫米。

函套的形制總的來說有兩種。一種是較為簡單的四合套,除經書的上下兩端外,其余四面均以函套折疊保護。(圖2)它在制作時,其表層使用一塊完整的織物,正面朝下放置,上置作內襯用的五塊長方形厚紙,其中舌板的寬度約為其他四塊的一半,然后在最上方再裱一塊完整的絹織物作襯里。函套上題簽的制作工藝與經面上的題簽相同,但位置在函套的左上部。在最左側中部挖有一豎孔,內穿系帶,長度約可繞函兩周,另一端穿有一木別子。另一種是全封閉式的六合套,共有大小不等的九片,其題簽、系帶和別子的制法與四合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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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合套形制示意圖

經面品種:顯花織物和刺繡

由于明代蠶桑絲織業的繁盛發達,以及舉國上下為捐資刻印佛經所投入的巨大財力支持,相比于其他時期刊刻的《大藏經》僅用布或絹、緞、綾等素織物做封面、封底和函套,明代佛經的裱封使用了大量的顯花織物。從傳世情況來看,這批顯花織物可分為單色織物和多彩織物兩種。

單色織物的經緯線同色,組織結構較簡單,其中最常見的是暗花緞(圖3),絕大部分以五枚經緞作地、五枚緯緞顯花,這也是明代暗花緞織物中最常見的結構。單色織物中的第二大類是暗花綾,通常以2/1斜紋組織作地、1/5斜紋組織顯花,這種結構最早出現于唐代,后來一直被沿用,明代山西出產的絲織名品潞綢,基本上用的都是這種組織結構。暗花綾中較為特殊的一種是緞花綾,因在斜紋地上以緞組織顯花而得名,這種組織結構早在新疆元代鹽湖古墓中就有發現,明代時亦十分流行。此外,還有一部分暗花綢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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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暗花緞織物的組織結構細部

所謂多彩織物則采用先染后織的工藝織成,其組織結構較為復雜,具有兩種以上的色彩。花名織物是經面中使用最多的一個種類,其經線只有一組,緯線共兩組——地緯和紋緯。織造時,經線和地緯交織成地部,紋緯進行緯向插合,并用經線固結,形成重緯結構。根據地組織的不同,有花緞(圖4)、花羅、花綾、花紗、花絹等。在這些花名織物中,如果以金線代替部分或者全部的彩緯,就形成插金織物,被稱為織金緞、織金羅、織金綾、織金紗、織金絹。妝花織物的組織結構與花名織物相同,不同的是花部采用通經斷緯的方法,在不同區域顯花,顯得絢麗多彩。在這些經面中,有些織物還采用了妝花與插金技法相結合的工藝,以彩緯挖梭顯花、金線勾邊,這種技法在明代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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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花緞織物的組織結構細部

多彩織物中的另一大類是采用多組經和多組緯交織而成的雙插合型重織物,主要包括特結錦(圖5)和雙層錦兩種。特結錦是明清織錦的主流,它的特點是經線有兩組——地經和特結經,其中地經與地緯交織成地部組織,特結經則專門用于固結顯花的紋緯。而經面中所見的雙層錦均為兩組經線和緯線,采用平紋雙層組織織造,所以其圖案正反相同但色彩相反。這種織物在明代也被稱為“改機”,傳說是弘治年間福州人林洪將五層緞織機改為四層,創制而成,但事實上,這種織物早在新疆山普拉墓中就有出土,直到遼元時期北方地區的墓葬中也能看到。改機在明代十分風行,在嘉靖年間嚴嵩家產清冊《天水冰山錄》中記錄的改機品名有20余種,萬歷的定陵中也有大量此類織物出土,并一直延續到清代。

多彩織物中還有一部分是單層提花織物,其組織結構與暗花織物相同,只是經緯線使用不同顏色的絲線,從而使得在經面色彩中常會有緯線間絲點的色彩閃爍不定。主要有閃緞和二色綾兩種,前者全部采用正反五枚緞的組織織成,后者與大部分暗花綾的結構相同,也是在三枚斜紋組織地上以五枚斜紋組織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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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結錦織物的組織結構細部

刺繡也是明代佛經常用的裝裱材料,“灑線繡”是其中較為常見的一種,通常以素紗為繡地,這種織物以1:1絞紗組織織成,經緯間留有空格,其上用衣線(一種雙股加捻的繡線)以穿絲針繡出幾何形圖案,呈滿地分布。之后,在穿絲針繡成的幾何底紋上,再以平針、釘針、盤金等各種技法繡出主題紋樣。這樣的工藝在萬歷皇帝定陵出土的繡品中也屢有發現。(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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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灑線繡捧螺仕女紋經面,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經面的圖案

佛經經面所涉及的圖案題材十分廣泛,包括植物、動物、人物、吉祥、幾何和云紋等,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的織物流行主題,并大多賦有祥瑞之意。

動物紋樣

在這些圖案題材中,動物紋樣是十分常見的一種,既包括龍、鳳、蟒、蟠螭等神獸,也有仙鶴、兔、蝴蝶等自然界存在的動物。以龍鳳紋為例,雖然在明清時期是統治者專屬的權威性紋飾,但或許是用于佛經裝裱面料的緣故,龍鳳紋樣是此中大宗。從造型來看,龍紋主要有升龍、降龍、團龍等,并常伴卷草紋或云紋出現;鳳紋則以團鳳紋和飛鳳紋為主,后者又常與纏枝花卉紋同時出現,如鳳穿牡丹,寓意富貴吉祥。(圖7)此外,將龍鳳紋和花卉、卷草、云紋中的一種進行組合,采用一行龍紋一行鳳紋的排列方式也很常見,并常在空隙處點綴雜寶紋。而自然動物中則以仙鶴紋最多見,《淮南子》上說“鶴壽千歲,以極其游”,特別是與云紋相結合,或朵云,或流云,口中還常銜有靈芝,象征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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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墨綠地纏枝花卉鳳紋織金羅經面,明,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藏

植物紋樣

以纏枝花卉紋最多,纏枝蓮花是其中最主要的題材,這是因為一方面蓮花代表“凈土”,是佛教藝術中純潔清凈的象征,另一方面還承載著世人們祈盼吉祥的愿望。(圖8)它常以側視狀出現,有的有蓮蓬,有的無,有的則由層層綻開的半側面勾蓮瓣構成,兼有牡丹的特征,雍容華麗。還有將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等不同季節花卉組合為一體,稱為“一年景”或“四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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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綠色蓮花紋織金錦經面,明,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吉祥紋樣

雖然以各類動植物、法器珍寶等表達吉祥寓意古已有之,但真正盛行要到明清時期,其中涵蓋八吉祥在內的雜寶紋最多。所謂“八吉祥”,是指盤長、寶瓶、雙魚、蓮花、寶傘、白蓋、法輪與海螺這八種佛教用具,一般成套出現,也有只選用其中幾件或與其他紋樣配合出現的情況,更為靈活多變。燈籠也一直是民間喜聞樂見的節慶器物,宋元著作中就記載有使用燈籠圖案的織物,被稱為“天下樂暈錦”或“天下樂錦”,并常與蜜蜂、五谷等一同出現,寓意“五谷豐登”。明代燈籠紋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在經面圖案中所見的造型就有八角形、橢圓形、圓形和葫蘆形等幾種,通常會同時使用兩種不同造型的燈籠,使用同一造型的燈籠紋時則往往會通過內填圖案和流蘇的不同來增加變化。(圖9)此外,諧音“福祿”的葫蘆、象征長壽的靈芝也較多見,并往往與“大吉”“平安”“壽”等裝飾文字組合,用以加強其吉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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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藍地葫蘆燈籠紋經面,明,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云紋

明代經面上所用的云紋圖案,其造型已基本程式化,循環越小,程式化就越明顯。四合如意云是其中最具時代特征的,由四個如意云頭構成,再向上下左右各伸出一條云尾,在史料中將這種云紋稱為“骨朵云”,如日本遣明使策彥周良《入明記》中就有“大紅靈芝骨朵云渾織金纻絲”等。有時也會出現三合云的情況,其外形與四合云基本相同。明代晚期以后,這些骨朵云更為多見的是以連云紋的形式出現,上下兩行間由云尾斜向相連,從而使構圖更為穩定、規整。(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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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灰綠色雜寶云紋花紗經面,明,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結語

流傳于世的這些佛經經面的品種和圖案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別是晚明特色,有些甚至與萬歷皇帝定陵出土的面料完全一致,使得經面織物成為明代絲綢保存于世的一種特殊形式。然而,大約在20世紀上半葉時,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各大寺廟500年來的佛經收藏許多進了古董店或舊貨攤。而今,除了國內的各博物館、圖書館和寺院外,在海外重視中國藝術品收藏的博物館中,或多或少也會有相關的收藏。關于這批寶藏的珍貴價值,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前輩沈從文先生慧眼所識。近年來,由于精美的圖案、保存如新的色彩,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絲綢藝術史研究者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明代佛經經面,它也成為研究明代絲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文?圖∣徐錚

徐錚,東華大學工學博士(服裝設計與工程專業),現任職于中國絲綢博物館陳列保管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中國絲綢史的研究及展覽策劃工作

此文根據作者發表于《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藏絲綢經面研究》(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9年)中的《費城藝術博物館藏絲綢經面初探》一文改寫而成

本文刊載于《典藏·古美術》2019年6月刊。

責任編輯:徐可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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